徐英瑾：哲学国际化的理解误区与路径选择

2017-05-01 徐英姬 思庐哲学

哲学国际化的理解误区与路径选择

摘要：关于中国的哲学研究是否要走向国际化，以及如何走向国际化，国内学界存在着四大理解误区：第一，将“国际化”与“思想殖民化”相提并论，对国际化的研究方向总体上持消极态度；第二，认为哲学之所以要走向国际化，是因为哲学必须承担在国际舞台上为政府的具体举措进行直接辩护的任务；第三，认为哲学研究的国际化，其实质就是寻找合适的外语人才将汉语论文翻译为英语；第四，认为哲学研究的国际化，将以欧陆哲学为主要联合对象，因为欧陆哲学与中国文化精神更为契合。澄清了这四点误区后，中国的哲学研究的国际化策略便应当在如下三个方向用力：在话题选择上，挑选那些既能够体现中国本土思想优势，又能够广泛引起西方注意的话题；在人才建设方面，大胆启用海外归国乃至外籍哲学人才；在平台建设方面，引入西方学术规范，建立更多的中国人自己主办的英语哲学发表平台。

关键词：国际化发表平台学术规范分析哲学欧陆哲学

导论
与经济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不同，甚至与人文科学中的某些学科（如历史学）也不同，哲学研究的评价标准一向是比较模糊的。不同的哲学二级学科，甚至是同一个二级学科中的不同流派之间，在研究范式方面都会有比较大的差异。拿史学研究来说，在史学界，研究隋唐史的专家与研究古罗马史的专家一般都只会认为：彼此之间的学术研究方式的差异，仅仅是“学术分工”使然。研究中国史的专家不会认为国外汉学的研究与己无关。譬如，国内的清史专家一般都会去关注美国汉学界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1936– ）的相关著作。（2）与之相比较，在哲学领域内，研究分析哲学的中国学者与研究欧陆哲学的中国学者之间的范式冲突，有可能已经激烈到“否定对方是在进行真正的哲学研究”的地步；此外，在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内，大多数研究者也不会去关心英文哲学期刊《中国哲学》（Chinese Philosophy）与《哲学东方与西方》（Philosophy East and West）上发表的文章说了些什么。笔者本人甚至还曾在私下场合听过研究中国哲学的本土学者与美国学者之间的相互抱怨：美国学者抱怨中国学者的论文堆砌史料、缺乏观点，中国学者则抱怨美国学者“六经注我”、穿凿附会。

若在整个亚太的地域背景中审视中国的哲学研究评价体系，我们还会发现：中国大陆哲学界的情况其实与日本哲学界的情况略为近似，而与中国的港台地区以及韩国大为分殊。根据笔者与不少日本学者（如日本哲学会协会会长、维特根斯坦专家饭田隆先生）的私下访谈所获取的资讯，日本哲学界并没有针对英文论文发表的专门激励措施，目前大多数日本哲学工作者依然习惯于用日语来进行哲学写作。与之相比照，在最近几年来，无论是我国港台地区还是在韩国的哲学界，在国际主流A＆HCI（国际人文艺术类杂志索引）或PI（国际哲学期刊索引）杂志上的发表成绩，已经成为了相关高校或研究院所遴选工作岗位竞争者的最关键指标。

从历史角度看，包括港台在内的大中华地区与韩、日均属于广义上的“汉字文化圈”，当下的哲学评价标准却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分殊，背后缘由着实令人玩味。依据笔者浅见，相关原因，或许与“路径依赖”机制与“学术消费市场体量”之大小相关。

先来看“路径依赖”机制。从西洋哲学在整个亚洲的传播史来看，日本其实是这个横亘数国的“接力棒游戏”的“第一棒”，大量关于西方哲学的新名词（包括“哲学”、“美学”、“认识论”等）都是从日本传入中国的。“一战”结束后，大批像田边元（1885-1962）、九鬼周造（1888-1941）、和辻哲郎（1889-1960）、三木清（1897-1945）这样的优秀日本哲学家赴德、法学习，获得了关于胡塞尔、海德格尔、伯格森等世界一流哲学家的资讯，也奠定了日本哲学通过亲近欧陆哲学来实现“国际化”的基本发展路径(从当时的世界哲学发展趋势来看，这一路径选择的确具有极大的合理性，而这里提到的这些日本哲人，也正是通过汇通东西哲学资源而逐一成长为巨匠级别的思想家)。但是在纳粹掌权后，欧洲哲学人才大量流入英美，哲学话语权力亦开始“英语化”，与德国关系更为密切的日本却因为“路径依赖效应”而丧失了跟踪这一世界哲学变化潮流的能力。战后，虽然有诸如大森庄藏（1921-1997）这样的留美哲学家回到日本传播分析哲学，但是“路径依赖”所造成的哲学界格局已定，新的国际化战略反而遭遇了旧的国际化战略所形成的定势的阻挠。与之类似，我国的西洋哲学研究的历史虽然滞后于日本，但是偏重于德系哲学的“路径依赖”效应却似乎还是重复了日本所已走过的道路，而当前从英美学成归国的中国年轻一代哲学人才在学科评价标准方面与老一代学人之间的思想碰撞，亦类似于日本当年的大森庄藏与欧陆派的本土哲学家之间的思想斗争。反观韩国：1945年半岛光复后，出于“清除日据时代影响”的考量，韩国在文教方面向美国全面靠拢，结果反而阴差阳错地赶上了英语世界代替德法控制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的新时代。再来看我国台湾地区：国民党政权撤退到台湾省后，岛内哲学界的班底，其实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英美系文科学者为主（而贺麟、宗白华等欧陆系的哲学家则留在了大陆），这在客观上使得日后的台湾哲学形成了“追踪英美”的思维惯性。至于香港，在回归前其文教系统本来受英国影响就颇深，今日的哲学教研体系自然依然带有英伦色彩。

再来看“学术消费市场体量”这一因素。中国的哲学人口雄踞亚洲第一，即使彻底抛开国际学术体制，也可以凭借本土的学术消费市场而自给自足。日本虽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开放性方面超过中国，但是日本人文学界对于日语有一种高度的自恋心态（3），对“走出去”缺乏热情。反观韩国与港台地区，哲学产品的消费市场极为狭小，若不依靠海外的学术评价体制得来的反馈，哲学工作者简直就无法证明自身的价值。但这也反而产生了倒逼机制，使得学者们不得不往“国际化”的方向上去严格要求自己。

以上，我们已经在发生学的层面上，将亚太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哲学界各自的评价规范机制背后的成因予以了展现。但仅分析到这一步，我们还是无法在“规范性”的层面上论证：为何接受现在以英语世界为主导的国外哲学学术教研范式是合理的。有鉴于此，作为“国际化战略”的坚定支持者，笔者将率先一一剖解国内同仁关于该战略的四个理解误区，尔后再从正面就如何推进这一战略提供些许管见。

一、四个理解误区
第一个误区：担心“国际化”既会影响我们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哲学话语体系，又会导致中国传统文化在“西化表述”中丧失其特质，因此，在潜意识中对国际化的研究方向总体上持消极态度。根据笔者的观察，很多持有某种文化保守主义态度的学界同仁都持有此类观点。在他们看来，按照国际的流行学术规则来诠释本土文化资源，要么就会食洋不化，要么就会数典忘祖，最终使得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难以被保全。而中国13亿人口，本不必仰洋人之鼻息，完全可以支撑起一个本土化的、自给自足的学术市场。（4）这样的论证，虽易激发读者的民族主义感情，却颇有混淆概念之虞。在笔者看来，“国际化”的真实含义，无非是让国际学界能够相对轻松地理解本土学者的思想创见，而并不是让中国学术界成为西方的思想殖民地（这里显然牵涉到对于“殖民化”与“国际化”之间界限的把握问题，详后）。我们不妨可以举个与之平行的例子：海德格尔的哲学以晦涩难懂著称，很多接受分析哲学训练的美国学者都敬而远之。但是在美国哲学家德瑞福斯发表了其关于海氏哲学的解释性著作《在世界中的存在——对〈存在与时间〉第一部分的注释》之后（5），更多的美国学者便开始认真对待海德格尔，当下英语世界的海氏哲学研究也的确颇为繁荣（6）。显然，要让海德格尔被美国同行所接受，德瑞福斯等美国“海学”专家就不得不让其解读成果符合北美地区的表述习惯与学术规范，这样才能够将海氏哲学从一种德语世界的地方性哲学，提升为泛西方意义上的精神财富。然而，如若按照某些文化保守分子的观点，按照非德国人（如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去重新解释作为德国哲学大师的海德格尔，就必然会阉割被解释对象的“真精神”，导致前者对于后者的“思想殖民”。但在笔者看来，这一忧虑的确有点言过其实。不难想见，倘若我们真的按照这种偏执的“反殖民主义”思想去反思西方哲学史（遑论中西之间的思想交流史）的话，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我们所敬仰的那些大哲学家，其实都是些不折不扣的“殖民主义者”（譬如，阿奎纳通过拉丁语完成了对于说希腊语的亚里士多德的殖民；康德则是通过德语完成了对于说英语的休谟的殖民，等等）。这样一来，整部西方哲学史就难以避免被读解为“西方哲学家之间的相互歪曲史”了，吾辈钻研西方哲学史的意义亦会随之丧失。但是，只要我们转化一下上述“反殖民主义”论调中的修辞色彩——譬如，将“殖民”替换为“移民”或“交流”——我们就会发现：不同民族之间的思想交流，本是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既难以避免，又往往会带来意外之喜的常见事态。

读者或许会说，上面举的例子仅局限于西方世界内部的交流。由于西方世界在近代以来对东方世界业已形成的优势地位，援引西方世界良性思想交流的例子，对于处于劣势地位的东方世界来说，意义似乎相对有限。换言之，只要交流的对象一旦替换为在物质生产力与文化话语权力方面均处于劣势的东方世界，平等的“交流”就很容易变成居高临下的“殖民”。而为了消除这一顾虑，笔者还想再引用一个来自日本的思想案例。前面曾提到的京都学派的代表哲学家之一和辻哲郎，曾在其艺术哲学作品《古寺巡礼》中对奈良现存的佛教雕像与佛寺的审美价值，进行了颇具哲学深度的阐发。他是这样评论的：

在我看来，使得神性以人之姿容而得到展现的倾向，从文化的角度看，便可类比于将“印度”的精神通过“希腊”的形式而得到展现。圣观音像便是在向这种倾向之顶峰迈进的坡度中，非常接近该顶峰的一个处所——抑或说，它是否达已到了该顶峰，亦未为可知。若从这个角度看，圣观音像就不是与希腊彼此对峙的东西。它实乃印度之父与希腊之母所得之新生儿。基督教艺术，则是与圣观音同母异父之兄弟。此类思绪，激起了我异常强烈之兴趣。（7）

在这段文字中，我们需要读出这几层潜台词：第一，和辻哲郎并不是很在乎观音文化并非起源于日本这一事实，而是非常大方地承认相关的审美价值乃是希腊文明与印度文明杂交的产物。从这个角度看，他绝不是一个上文所提到的偏执的“反文化殖民主义者”——相反，他对这样的跨文化交流乐观其成。第二，他更为关心的，是“日本奈良的观音像是否已经逼近了审美境界的顶峰”这样的一个问题，也就是思想产品在独立于一切历史发生学问题的前提下的“自身价值”问题。第三，面对强势的基督教文化，他表达了某种不卑不亢的文化态度，即：既不否认基督教文化的重大价值，亦同时指出：东方佛教艺术与基督教艺术有着同样的“母系起源”，只是彼此的“父系谱系”不尽相同而已。笔者以为，和辻哲郎对于西方文化的这种不至于损害东方民族自尊心的“有分寸的赞美”，的确值得中国学者借鉴与学习。

然而，在进行国际化交流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真正把握好“积极接轨”与“维持自尊”之间的平衡点呢？换言之，在防止有人将正常的“国际交流”抹黑为“思想殖民”的情况下，我们又该如何防止另一些人将真正的“思想殖民”伪装为“国际交流”呢？

对于这个相对复杂的问题，笔者的应答可以被概括为：通过“一个把握”与“两个鼓励”来促进国际交流，并通过“一个警惕”来防范“思想殖民”。

“一个把握”，就是要把握好国际的流行学术规范，也就是一些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学术产品生产规范，譬如：选题要以小见大，语言要规范科学，论证要缜密严格，证据要充分详实，而论文的审编工作也要尽量实行“专家匿名”的原则，等等。从实践的角度看，我们离这个目标尚有一定距离。以最近在汉语学术界颇有影响的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8）为比对对象：该书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批判，虽然与国内很多学者的立场相应和，但是在论证的严密性、材料搜集的全面性、表述的科学性方面，却大有可值国内同行学习之处。此书虽然是经济学读物，但即使对于哲学研究来说，其在学术规范方面的正面参照价值亦是十分明显的。

“两个鼓励”，其一是鼓励中国学者用英语表述观点。这或许是最容易引起国内学者诟病的一点，因为所谓“思想殖民”一说，往往就是指从属于弱势文化群体的学者对于自身母语表达权的放弃。但是笔者在此还是想提醒读者注意一个基本事实：作为一个有着十几亿庞大人口的大国，以英语作为全国学术界的学术通用语言，其实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在此大可不必对占据人口总比例很小的一部分哲学学者英语能力的提高抱有太多的忧虑——从这个角度看，鼓励中国学者用英语表达观点，实际上只是鼓励一种“学术双语制”的建立，而不包含否定汉语本位的意味。另外，如下四点辅助理由可以证明，引入“双语制”要比“单语制”本身反而更有利于汉语学术的发展：（甲）中国学者用英语完成的学术作品有利于国际同行对其进行评价，从而有利于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的形成；（乙）若某些中国学者用英语完成的作品能够在国际舞台引起积极反响，那么，这很可能就会激起西方学术界对于这些学者用汉语完成的其他作品的阅读兴趣，并引发其学习汉语（或至少与通汉语的学者进行合作）的兴趣；（丙）当中国学者用英语表达自己用母语形成的思想的时候，将不得不从异文化的角度对自身观点的普遍有效性进行检查，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会为其反省自身理论的合理性提供契机；（丁）通过外语水平的提升，中国学者也将有机会在语言学层面上，对汉语学术语言的表达方式进行反思，并由此提升汉语对于抽象、复杂（乃至带有复杂递归语法结构的）思想的表述力。（9）

其二，我们的科研评价体制，要多鼓励学者说出自己的观点，而不要将过多的精力放在对经典的注读之上，比如搞清楚海德格尔说了些什么，庄子说了些什么。之所以要鼓励学界往这个方向努力，也有几方面的考量：（甲）从技术角度看，国际上主流的哲学刊物（除了专业的哲学史刊物之外）一般都鼓励作者就一个哲学问题发表独立见解，而并不太鼓励作者就如何诠释别人的思想发表见解。因此，大声说出自己的观点，显然有利于中国学者在国际舞台上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如前文提到的德瑞福斯，其在北美学术界的名气也是通过其对于人工智能哲学的原创性研究而获得的（10），而并不主要是依赖其对于海德格尔的研究）。（乙）从立志角度看，本着“法乎其上，仅得其中”的原则，中国学者要在学术研究中树立“做原创性哲学家”的志向，最终才有可能做出逼近这一目标的学术成果。而所谓的“立下做原创性哲学家之志”，当然不是指不读哲学史闭门造车，而是指在融会贯通各种既有思想资源的前提下，本着“面向问题本身”的精神来独立地探索真理。譬如日本哲学家西田几多郎（1870-1945），虽对当时的德、法哲学前沿都有很精确的知识，其自身开创的“场所逻辑”却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并因此为西方学术界所重视。（11）倘若西田仅仅将自己定位为一位德国古典哲学或者现象学专家的话，敢问如今识西田者又会有几人呢？

再来说“一个警惕”，即警惕利用学者自己所掌握的关于西方哲学某个片段的知识优势，在学术界形成“圈地效应”，以此构成国内对于某些特定西方学术流派的盲从心态。前文所谓的“思想殖民”，无非就是指这种状况。依笔者浅见，这种状况大致会带来如下几方面的负面效应：（甲）自我阉割了对于某个特定西方学术流派的批判能力；（乙）自我封闭了向别的西方学术流派进行学习的可能性；（丙）破坏了国内学界同仁以平等身份进行真理探讨的气氛，并由此削弱了整个汉语学术界的学术创新力。（12）而要消除这些弊病，关键就是要树立中国学者运用人类一般意义上的理性进行哲学工作的自尊与自信，从根子上警惕那种自我矮化的“门徒心态”。当然，正如前文已指出的，这种自尊与自信并不意味着自大与自闭，而是以对于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的高度认可为基本前提的。

上文的讨论，除了解决了“中国的哲学研究是否要国际化”的问题，其实也已经部分涉及了“如何国际化”的问题。而关于后面这个问题，还存在着另外几个认识误区需要澄清：

第二个误区：走向国际化的哲学研究，必须直接承担为政府的具体举措进行辩护的角色。这可能是一些不熟悉哲学特质的领导干部（甚至一般大众）对于哲学学科性质的误解。其实，与某些社会科学不同，哲学研究——甚至包括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哲学阐发——与具体的现实社会以及政治问题的距离都比较远，很难与当下发生的国家决策取向发生非常直接的关联。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哲学研究就对我国国家形象的提升完全无关呢？情况恰恰相反。举个例子：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逻辑学》等著作并不是对于当时德意志民族经济、社会现实的最直接反映，但是二者均代表了当时的德意志民族在思辨领域的最高成就——因此，它们的出现，在客观上为全民族赢得了至高的精神荣誉，起到了“国家名片”的作用。由此看来，优秀哲学家的涌现对于国家形象的提升的确有着一种虽貌似间接，却在功效上或许更为长远的作用。由此观之，今日的中国哲学界之所以不被西洋重视，或许便是因为我们至今还拿不出能够被国际学界广泛承认的当代原创性大哲学家——譬如，即便是以牟宗三为代表的二十世纪新儒家哲学，在国际学术界所得到的美誉度，或许也要逊色于以西田几多郎为代表的日本京都学派哲学（13）。如果我们真要培养出一批在未来能够产生“国家名片”效应的哲学家的话，我们在目下所要做的，恰恰是要鼓励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学术个性，自由地进行原创性的思想研究。总之，在哲学这个比较特殊的领域进行国际化布局，一定要有以“十年为基本时间计算单位”的远大视野，切勿操之过急。

第三个误区：认为哲学的“国际化战略”就是把中文的哲学学术作品翻译成英语，因此，国际化人才就等于外语人才。（14）这个观点显然搞混了“国际化人才”与“外语人才”之间的逻辑关系。国际化人才的外语能力当然应当是出众的，但反过来说，外语人才并不等于就是国际化人才。要真正将中国人的哲学学术作品打入国际学术市场，除了在外语方面的娴熟之外，我们还要做到以下两点：

第一，了解国际学术产品的生产规范。应当看到，一般西方哲学刊物的用稿要求要高于国内同类刊物，其在匿名评审制度下稿件的淘汰率也往往高于国内同类刊物，因此，仅仅按照国内学术论文写作的一般规范去进行外文论文写作，即使在英语翻译方面没有问题，稿件被录用的概率也非常之低。而根据笔者本人（以及笔者所熟识的一些学界同仁）在西方刊物上投稿的经历来看，中国学者在进行英文论文写作时经常犯的毛病有：（甲）选题太大，心太贪，细节处理不够；（乙）论证的时候往往会犯下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如“循环论证”、“将不相干的事项牵扯其中”、“用历史叙述代替规范性论证”，“根据自己的偏好阉割证据”，等等；（丙）语言表达不够简洁、准确、中性，文学性隐喻过多，带有情感性的表达过多，从句的繁简把握不当（有时太繁有时又太简）。需要指出的是，上面提到的很多毛病很可能就是相关作者长期从事中文论文写作后催生的副产品，因此要逐一改正之，非得下“脱胎换骨”的大决心不可，绝非找一两个母语为英文者进行文字润色所能够轻易解决的。

第二，要了解国际学术市场的内在需求，不要咄咄逼人地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文化产品，以免激起逆反情绪，而要根据西方世界既有的社会精神形态，顺势而为，后发制人。譬如，西方主流社会是以基督教为核心价值观的，我们如果要在那里传播儒家的价值观，就必定会遭遇到“文化生态位”已经被挤占的现实——因为西方人完全可以反问中国学者：基督教对于家庭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已有完整成熟的伦理学阐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为何还要费力听从中国人的意见呢？与之相比较，上世纪的铃木大拙（1870-1966）、冈仓天心（1863-1913）等日本学者在向西方输送日本文明的时候，便十分机智地利用茶道、书道、花道、禅道等在西方文明中虽无对应，却能够充分引起西方人好奇心的东亚文化产品，以其作为相关哲学阐说的“样本依托”，慢慢对其进行“润物细无声”式的文化渗透，由此甚至在西方人心目中造成了“禅宗本是日本宗教”的宣传效果。此般印象固然与佛教演化的真实历史大相径庭，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至少在英语世界抢夺相关东亚文化资源的诠释权方面，我国的确已先败日本一局。而未来我们要反败为胜，恐怕还得先学习一下铃木与冈仓的传播学策略，而不能仅仅局限于“铃木与冈仓的英语均非常流利”这一极为肤浅的观察。

第四个误区：哲学研究要走向国际化，还得以欧陆哲学为依托，而不能够太倚靠英美分析哲学，因为根据不少人的看法，欧陆哲学在精神上与中华文化更为契合。或许是因为国内从事英美分析哲学研究的学者在人数上远远不及从事欧陆哲学研究的学者的缘故，这的确是笔者经常从学界同仁那里经常听到的一种声音。然而，笔者本人却一直没有被这种论调所说服。相关的反驳意见有五条：

第一，中国哲学要走向国际，就一定要与当下研究最为火热的国际学术流派发生交集，而分析哲学无疑是当前国际上最主流的哲学。首先，在几乎所有的英语国家（美国加上所有的英联邦国家），分析哲学都是大学哲学系的教学与科研活动所凭倚的主流哲学流派；其次，在德国、意大利、荷兰、法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从事分析哲学的学者也在稳步上升；最后，国际上的A＆HCI类的哲学期刊，往往偏向分析哲学研究——这也就是说，从事分析哲学的学者，在国际舞台上恐怕要比从事欧陆哲学的学者有更大的表现空间。

第二，英美分析哲学以英语为工作语言，而从事欧陆哲学研究则在英语之外，还得通晓法语与德语（在一些情况下甚至还要求古希腊语与拉丁语的知识）。由此看来，对于大多数以英语为第一外语的中国学者来说，从事分析哲学的研究所面临的语言门槛显然更低，单位时间的投入获得回报的周期也相对较短。这样，从事分析哲学研究的学者便可以将更多的精力从外语学习转入原创性的哲学研究，以更快的速度向国际学术界推出自己的学术产品。

第三，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分析哲学的这种推崇，并不意味着对于前文所批评的“圈地效应”的某种借尸还魂（否则本文的立论就会犯立下“双重标准”的错误）。二者之间的差别在于：“圈地效应”的要点是要树立对于某个西方学术大师的崇拜心态，而一般意义上的分析哲学探究恰恰是以“破除偶像崇拜”为基本精神导向的（因此，真正的分析哲学家绝不会同意让蒯因、维特根斯坦、克里普克的思想牌位去取代黑格尔、海德格尔与德里达的思想牌位）；第二，就其内在性质而言，分析哲学研究并不排斥欧陆哲学（实际上，正如前文所已经指出的，当前北美学术界正在兴起对于海德格尔以及别的欧陆哲学家的兴趣），而是排斥那种将某个欧陆哲学家视为精神偶像的“学术封建意识”。（15）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下的中国，笔者刻意去强调对于分析哲学研究的强化，实际上也带有一种“矫枉过正”式的权宜色彩（正如在当下的美国去欢迎欧陆哲学的复兴，亦是针对美国目下学术形势的一种“地方性处方”一样）。若未来形势有变，我们自然还得根据变化调整强调的重点之所在。

第四，所谓“欧陆哲学的精神更符合中华文化的精神”，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论断。实际上，肇始于希腊哲学的西方哲学，在气质上确实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有比较大实验的差别，而特别强调哲学史溯源研究的欧陆哲学，与其说是在淡化其“希腊出身”，还不如说是在时刻温习之、强调之。与之相比较，英美分析哲学虽然也是西方哲学的一脉，但是在研究风格上却相对忽略“希腊罗马渊源”，而多去强调相关论证与现代人常识的契合性与在逻辑上的有效性。因此，与欧陆哲风相比，分析哲学才是一种西方文明固有偏见更少的哲学流派，本应该受到作为非西方人的吾国学者之普遍欢迎才对。

第五，笔者窃以为：中国大陆哲学学者之所以普遍重欧陆轻分析，其根本原因不在于所谓的“中华文化与欧陆精神之间的亲缘关系”（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何属于中华文化圈的台湾哲学界反而是相对重视分析哲学的），而是因为中国大陆长期实行文理分科的教学模式，也就是说：进入哲学门的从业者中，对于自然科学思维方式富有同情者数量委实不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强调思想史研究背景的欧陆哲学，由于其与自然科学研究风格迥异的“人文气质”，自然更容易得到大部分中国哲学学者的青睐。而从长远来看，这种对于分析精神的疏离态度，毕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学者培养机制自身的缺憾所导致的偶然性后果。随着各大学通识教育的展开以及年轻一代学者以及学生的学术眼界的进一步开拓，这种情况其实是有希望得到改善的。

第六，退一步讲，即使上面笔者所提出的“第五点驳斥理由”是无效的——也就是说，分析哲学对于形式逻辑的重视，确实与国人爱用直觉取代推理的思维习性相互抵触——那么，对于前者的悉心学习，难道不正为吾辈纠正中国文化轻视理性推理的毛病，提供了宝贵的机缘了吗？看得更广一点：中国古代之所以素来有技术无科学，难道不正与所谓“分析性的反思精神”在全民族的匮乏密切相关吗？抱着“缺什么补什么”的学习态度，我们难道不正应该着力将西方哲学的研究对象（以及国内哲学研究的国际对话对象），逐步转向英美分析哲学吗？

讨论完了相关的认知误区，我们再来讨论一下相关的对应策略。

二、三大解决对策

关于中国哲学研究的国际化方略，可以分为话题选择、人才建设与平台建设三个环节来讨论。

第一个方面是“话题选择”。这指的是，我们究竟应当选择怎样的哲学话题作为中国哲学研究走向国际化的突破口。依据前文已经达成的讨论结果，这样的话题选择应当满足以下几个条件：首先，根据对于“误区一”的讨论结果，它们应当既能够激起国际主流学界的兴趣，又能够彰显中国学者的东亚文化背景所带来的某种优势；其次，根据对于“误区二”的讨论结果，这样的话题应当与现实的政治问题保持一定的间距，给个体学者的学术能力以较大的表现空间；再次，根据对于“误区四”的讨论结果，这样的话题应当能够便利于分析哲学的研究方式与表述方式，以便相关的研究成果能够在英语世界得到最广泛的传播（至于针对“误区三”的具体规避对策，笔者将在后文提到的“人才建设”与“平台建设”的环节中予以讨论）。

按照上面的标准来衡量，笔者以为有如下几类具体的哲学问题，值得有志于走国际化道路的中国哲学学者加以认真考虑：

第一类问题：传统东亚哲学资源的分析哲学化重构与自然主义重构。譬如，加拿大的儒家哲学研究者森舸澜(Edward Slingerland)便试图运用认知科学哲学的最新成果，对儒家所推崇的基于直觉的道德判断进行自然主义“祛魅”（16）——相关研究结果既能够通过一种现代哲学的术语重新为儒家的价值提供辩护，又能够很好地维护唯物主义的基本哲学立场，可谓两全其美。按照我们的标准，这样的话题选择就能够同时满足“引发国际兴趣”、“意识形态中立”与“易被分析哲学界理解”这三个要求。此外，按照同样的标准，我们也可以对中国乃至东亚文化中的其它思想要素进行类似的重构。备选的题目包括：
（甲）对于中医背后的中国传统自然哲学的现代化重构；
（乙）当代英美德性伦理学与儒家伦理学的对话；
（丙）《周易》关于“偶然性”问题的看法在当代可能世界语义学框架中的重构；
（丁）中国传统的“道器论”与“体用论”与当代技术哲学的对话，等等。

第二类问题：针对东亚被试者的实验哲学研究。实验哲学是当代西方分析哲学界刚刚兴起的一个哲学流派，其核心命意是反思西方哲学家在哲学论证中过度仰仗哲学直觉的工作方法论，并由此指出：一些被认为是具有普适性的哲学直觉结论，其实只是西方人的偏见而已——因此，它们很可能会在以非西方人为被试者的心理学测验中被揭露为无效。很显然，这样的研究路数对于在国际舞台上扩大非西方学者（当然包括中国学者）的声音是非常有利的，而且，相关研究所必须恪守的实验心理学的学术规范，也有利于相关成果在国际舞台上的传播。此外，中国大学所具有的海量本土学生，也为相关心理学实验的展开提供了巨大的人力便利。（18）

第三类问题：针对中国语言特征的语言哲学研究。我们知道，现代语言分析哲学研究一般以英语为解析对象，对非欧印语系的语言的关注度不够，这就使得汉语、日语、韩语等东方语言中的特异现象往往落在了西方语言哲学家的视野之外——比如汉语、日语中均有的丰富的量词表达式（如“一本书”、“一座山”、“一挺机关枪”，等等），以及日语中特有的用被动态表达情绪的用法。如果中国的语言哲学家，能够在充分掌握西方语言哲学研究形式工具的前提下展开针对本土语言的哲学反思，其成果必定能够引起西方学界的广泛兴趣。（18）

当然，除了这三类能够体现本土学者优势的问题之外，我们也希望有更多中国学者，能够就西方分析哲学界业已形成的成熟话题发表见解。但是，考虑到在形而上学、知识论、元伦理学、科学哲学等西方分析哲学传统强势领域内，西方学者内部的学术竞争就已经很激烈，中国学者要在其中获得很大的发言权，实际上是一定难度的。

不过，光有好的哲学话题还不够，我们还需要足够称职的哲学人才来研究这些话题，以及相应的哲学平台来展示相关的研究成果。而这就又回到了前面一小节的“误区三”所展现的问题上去了：与中国哲学研究的国际化战略相互匹配的人才建设与平台建设问题，其解决绝不能依赖于“外语人才的培养与招揽”这样的小格局，而需要包含一些更具系统性的措施。

先来看人才建设的问题。这本身又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来谈：人才培养与引进，以及人才的评价机制。

应当看到，国际化的哲学人才的培养是有一定困难的，这主要是因为国内的哲学教育还远远没有达到国际化的要求。譬如，在国内，西方哲学类的课程往往不使用英语教材进行教学，而国人自编的教材与西方同类教材相比，内容也高度滞后。但好在一些国内院校（特别是武汉大学哲学院）已经开展了纯英文哲学本科教学的可贵尝试，而更多的院校也正陆续将国内比较好的哲学苗子送至西方国家进行深造。若假以时日，其中学成归国者，或许也能够在未来改变中国的哲学研究生态。而在当下，比较可行的救急之策，便是引进一定数量的海外归国哲学人才，甚至不惜花费一定资金引进外籍哲学专家。在此，笔者想就为直接引进外籍优秀哲学工作者的建议的可行性与必要性提供六点辩护：第一，目前英美国家的哲学专业人才有明显过剩趋势，很多优秀的哲学人才为了能够继续进行哲学研究，的确在认真考虑赴中国进行工作的可能；第二，与中国本土赴海外进行留学的哲学人才相比，西方本土学者的专业素质可能更好，在西方学界的人脉关系可能更为丰富，因此，他们的加盟，对我国哲学学术的国际化进程可以做出更多贡献；第三，我国日益增长的国力，也为高薪聘请海外相关哲学人才提供了物质条件；第四，中国本土哲学队伍的国际化，将大大有利于整个中国国际化形象的提升，客观上也将有利于中国国家整体形象的提升；第五，外国教员的增多，将有利于学校内部的课程的国际化改革，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国际生源就读中国大学，这样的学者如果在中国的工作生活相对满意，也会把相关的正面信息反馈给西方世界。

下面我们还得特别谈谈人才的评价问题。前面已经提到，与国内自然科学人才评价偏重SCI（国际理科类杂志索引）论文发表指标的做法不同，甚至与国内社会科学人才评价偏重SSCI（国际社科类杂志索引）论文发表指标的做法亦不同，国内的哲学人才评价，并不是特别看重A＆HCI（国际人文艺术类杂志索引）索引的论文征引数据。这种做法显然大大打击了国际化人才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的热情，而且也使得国内的专业学术期刊缺乏倒逼机制，而变得日益保守而自满（相比较而言，由于理科人才评价比较看重国际指标，这就逼得一些国内理科刊物为了争取优秀稿源而锐意改革）。此外，一部分很多人会以“人文学科的特殊性”为由来为哲学人才评价的“非国际化”现实进行辩护。

当然，西方的A＆HCI索引只是一个索引工具而已，被相关的杂志刊登的论文未必就一定是好论文，而未被其刊登的论文也未必就一定质量差。据笔者所知，西方哲学界评价一名学者的学术功力，会直接根据其发表的杂志在业界的口碑来决定，而不会太计较于此刊物是否被列入A＆HCI索引。而我们在此之所以不得不提起A＆HCI索引，也主要是因为我国的哲学界至今还没有形成能够全面概括业内专家一致意见的国际学术刊物排名表——因此，我们也就不得不按照“A＆HCI索引”这个外在的标准作为暂时的评价准绳。尽管笔者也希望这种令人尴尬的情况能够得到改变——但就时下的情况而言，有这根准绳，肯定要比没有好。

不过，从长远来看，寄居他人的学术平台来发出自己的声音，也并非长策。换言之，如果我们真要改变这种完全根据外国刊物的裁判权来品评国内学者工作质量的情况的话，我们就必须着手进行植根于中国本土的国际化学术平台的建设。而这，也就是笔者为中国哲学研究的国际化策略所提出的第三项建议。

所谓学术平台建设，说得更直接一点，主要有两大举措：

首先，是建立以中国科研机构为建制依托的新的英文哲学刊物。这样做的必要性体现在：

第一，现在国际哲学期刊的数量非常有限（顶尖刊物不过二十几种，每种一般全年只能够发表论文二十多篇），以中国学者的庞大体量，其实在上面大量发表论文的可能性并不是很高。而要为中国学者的论文发表提供新的窗口，必须按照“开源”的思路开辟新的战场。

第二，国内目前唯一的纯英文哲学刊物只有《中国哲学前沿》（Frontiers of Philosophy in China）一家，其每年刊登的论文总数也是有限的，而且，其刊物题目中出现的“中国”两字，似乎对进一步扩大国际影响亦不是很有利（笔者所知道的国际知名哲学刊物，如《心》[Mind]、《努斯》[Nous]、《现象学与哲学研究》[Phenomenology and Philosophical Research]、《综合》[Synthese]等，一般都不出现主办国的国别名。当然，也有一些例外，如《美国哲学季刊》[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terly]等）。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再开辟更多的、更国际化的哲学刊物发表渠道。

第三，建立国际学术期刊，必然会引入外籍编委以及严格的匿名审稿制度，这会在相当程度上倒逼中国期刊界的工作作风改革，提高同行评审意见的权威性，促进中国哲学学术的学术规范建设。

第四，对于西方人来说，汉语的确是一种非常难懂的语言，而植根于中国的英文哲学刊物，自然为西方人了解中国人哲学工作的进展情况提供了渠道，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利于国际间的学术合作网络的形成。

第二项举措，则是鼓励国内的出版机构直接出版英语书籍（或与海外知名出版机构联名推出相关的学术作品，以增强其辐射力）。这样做的必要性，基本与建立英语哲学刊物的必要性相互重合。不过，既然这一举措的要点乃是强调“著作”——而不是刊物论文——的出版，因此，笔者也需要列出几点理由以说明为何“著作出版”有着“刊物出版”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一，论文表述因为篇幅的限制，无法就一个问题提出系统全面的见解，因此，篇幅相对宽裕的著作就有可能在这个方向上填补相关的空白。而当下西方学术界有过于重视论文发表而轻视著作的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引导全球的哲学工作者在思想表述方面走向碎片化。若在这个方面，中国出版业的努力能够为之起到“纠偏”的作用，将是对于全球哲学发展的一个贡献。

其二，在西方世界，专业的学术论文的阅读对象一般就是哲学专家，而哲学著作的阅读对象往往更为广泛——而这又恰恰是因为著作相对宽裕的篇幅往往允许作者就一个学术问题的来龙去脉进行更为详细的阐述。这也就是说，中国学者若能够用著作的形式向西方读者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更有可能将自己的观点传得更广一点。

第三，以中国出版社为主导力量的英文原创性作品的出版工作，也将打破西方高端出版社在高端哲学文本出版方面的实质垄断地位，促进世界哲学发展的多样性。

关于促进中国哲学研究之国际化的三大策略，就是以上这些。读者可能会问，在这三项措施——话题选择、人才培养与平台建设——之中，何者为重点？对此，笔者的应答非常简单：人才。就“话题选择”而言，笔者所提到的那几个哲学话题是否真正妥当，乃是见仁见智之事——但只要有一批真正具有国际眼光的哲学人才始终为之殚精竭虑，更多、更好的哲学话题的涌现乃是迟早的事；而就“平台建设”而言，无论就平台自身的运作与维护，还是就平台上所展现的学术产品自身的生产而言，哪一项都离不开高质量哲学人才的倾力参与。此外，只要具有国际眼光的哲学人才能够在国内学界日益聚集，其共同秉持的学术理念，就可以通过学者们的具体学术作为而构成一种“势”，最终推动对于既有学术评价规则的实质性改革。总之，中国的哲学研究的国际化战略，成败在人。

结语

20世纪80年代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过一部当时颇有影响的电影，叫《二十年后来再相会》。电影里的“汉春造船厂”承接了一项为海外客户建造轮船的任务。为了使得船只的焊接工艺符合国际标准，厂长与总工程师不得不对厂内原有的落后于时代的工艺流程进行倒逼式改革，并一度引起了习惯于旧生产流程的员工们的不满情绪。由此也不难想见，引入海外的学术刊物的运作规范对国内的学术产品的生产流程进行倒逼式改革，或许同样也会引起这样或者那样的抵触情绪。然而，就像焊接工艺方面的国际化，并不就意味着轮船设计思路方面的民族特色的泯灭一样（譬如，我们完全可以建造出既有完全中国自主知识产权，建造工艺却完全达到西方标准的船只），我们也完全有可能向世界推出既富有中国学者的学术独创性，在论证水准上又完全达到西方行业标准的哲学作品。面对西方学术工业提出的质量标准要求，我们要是不愿面对不敢接招，反而才是心虚与怯懦的体现，反而会对我国国家软实力的增长有百害而无一利。有鉴于此，我们必须从话题引领、人才建设与平台建设这三个方面入手，稳步推进中国的哲学研究的国际化战略，为将中国建设为世界公认的哲学强国而奋斗。

注：
（1）本文受国家重大社科项目“基于信息技术哲学的现代认识论研究”（15ZDB020）资助。
（2）广西师范大学于2010年推出了“史景迁作品集”汉语译本，内容有《太平天国》、《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帝宠臣的生涯揭秘》，等。
（3）日本的片假名系统可以方便地拼写任何外来思想概念，这种便利性可能反而使得日本人失去了用原汁原味的西方语言表达思想的冲动。
（4）有两类证据可以表明此类思想倾向的存在。第一是近年来中国哲学界关于20世纪中国广泛引用西方术语重构中国哲学史的既有思想努力的反思，代表性文献乃是颜炳罡先生的论文《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话语体系范式转换之得失及未来走向》（《文史哲》2010年第1期）。颜文指出，当下的中国哲学研究所面临的问题乃是“话语危机”，而不是“实质性的危机”，而危机的解决方案则是建立以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为基干的新哲学表述方式。第二类相关证据则牵涉到了学界对于当下某些高校的“国际化举措”的激烈思想反应，如曾在媒体上引起一定传播学效应的“北大燕京学堂事件”。
（5）Hubert L. Dreyfus: Being-in-the-World: A commentary on Heidegger’s Being and Time,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91.
（6）笔者所搜集的英美学者所撰写的关于海氏哲学的注释书籍就不下十种，因为篇幅原因，在此不一一列举。
（7）《古寺巡礼》，岩波文库日文版，1979年，第208页。
（8）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9）关于与哲学学科相关的汉语表述形式在最近一百年内的演化历史，请参看吉钰佩的硕士论文《现代中国哲学构建的语言学反思 ——以五四白话文运动为中心》（湘潭大学，2012，未发表）。不过，关于如何用汉语翻译从句结构相对复杂的西式表达方式的问题，目前的西方哲学界还缺乏系统的讨论（常见的讨论主要是聚焦于关于如何翻译特定的西方哲学术语之上的）。
（10）相关的作品是：Hubert L. Dreyfus: What Computers Still Cannot do (revised version), The MIT Press, Cambridge, MA, 1992.
（11）其关于“场所逻辑”的论文的英文译文收录于：Place and Dialectic: Two essays by Nishida Kitarō, translated by John W. M. Krummel and Shigenori Nagatom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2012。
（12）相关的讨论，参见发表于《共识网》的讨论“当前思想理论的状况与前景”，讨论参与者有李德顺、李延明、马俊峰、张曙光等（xxxxx。虽然这篇讨论稿并未专门讨论西方哲学的研究状况，但是对于中国当下一般意义上的哲学研究也是有参考意义的。
（13）说起西田哲学，一般的西方学者都会想起由其原创的“场所逻辑”；与之相比较，西方人一般都不知道牟宗三有什么原创性的哲学贡献。
（14）目前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办公室所管理的项目列表中，有专门的“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这说明国家对汉语学术成果的外译工作是有专项的资金支持的。但是依据笔者的浅见，要写出能够在西方世界构成传播学效应的作品，最好直接就用英文来写，而不宜从既有的汉语作品进行翻译，以防汉语思维的残余因素影响传播效果（相比较而言，先用英文成书，在获得西方学术界的肯定后再重新译回汉语，似乎是一条看似“曲折”，传播效果却可能更好的路径）。相关理由见正文。
（15）这里的“封建”是指“分封疆土，建立领国”的意思。
（16）请参看：EdwardSlingerland: Trying Not to Try: The Ancient Art of Effortlessness and the Surprising Power of Spontaneity, Canongate Books Ltd, 2014.
（17）在这个问题上，日本哲学界已经走在了我们前面。目前日本有一份完全刊登英语论文的哲学专业杂志《日本科学哲学协会年刊》（Annals of the Japan Association for Philosophy of Science），其中最新的一期（Vol. 23, March, 2015）讨论的就是实验哲学背后的哲学义理辩护问题。该期杂志请到了斯蒂奇（Stephen Stich）等西方主流哲学家为之撰稿。
（18）笔者的这点想法，受到了日本哲学家饭田隆(Takashi Iida)的影响。他目前正在致力于对于日语中的特定语法现象进行分析哲学化了的细致研究。请参看：Takashi Iida: Professor Quine on Japanese Classifiers, Annals of the Japan Association for Philosophy of Science,9.3, pp. 111-118.无独有偶，《中国哲学前沿》（Frontiers of Philosophy in China）于2014年12月出版了特刊（Vol. 9. No.4），专门讨论“语言哲学、中国语言与中国哲学”之间的关系，其中有数篇论文都牵涉到了对于汉语中的特定语言现象的哲学理解。